我跟在人群后面，看着几个叔伯把堂哥刘建军从屋里拽出来。
院里站满了人，抽烟的，嗑瓜子的，抱着孩子的，全都伸着脖子往门口看。村长老刘头站在最前面，脸黑得能滴出墨来。
建军被拽出来的时候裤子拉链都没拉好，光着膀子，胸口的抓痕一道一道的。他拿手挡着脸，但指缝里露出的眼睛骨碌碌转，像只被人撵急了的兔子。
屋里一个女人哭得撕心裂肺，骂声断断续续传出来。
“畜生——”
“不是人的东西——”
我那年十四岁，放了暑假回老家，刚进村口就赶上这场热闹。
建军看见我了，居然还冲我笑了一下。那种笑法，怎么说呢，就像干了坏事被抓住，可心里其实并不觉得多坏。
“小宇回来了？”他说。
我妈一把拽我过去，小声说了句：“别看。”
但小孩哪里管得住眼睛。我盯着建军看，他三十不到，长得其实挺周正，浓眉大眼，个子也高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下摆掖在裤腰里，掖得七扭八歪。
老刘头终于开口了。
“建军，这是我第三回替你平事儿了。”
建军低着头不说话。
“你爹当年死的时候，拉着我的手说，老哥，帮我看着点建军。”老刘头拿烟的手直哆嗦，“我看着了，看成这样了，我有愧。”
建军还是不说话。
但低着头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嘴角抽了一下。
那表情很奇怪，不像羞愧，不像难过，我不知道那叫什么，很多年后想起来，那大概是一种——不耐烦了。
院子里安静了一阵。
屋里那个女人被她男人领走了，走的时候还回头啐了一口在建军脚边。那口唾沫粘连不清地落在土里，溅起一小撮灰。
建军低头看了一眼，抬起脚，用鞋底碾了碾，碾得土面平了。动作慢悠悠的，就像压根不当回事。
老刘头又开口了。
“今天你把事儿说清楚，要不你就甭想安生。”
建军抬起头来。
“我说啥啊说。”他嗓子有点哑，“说了你们也不信。”
“那你倒是说啊！”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嗓子。
建军沉默了几秒。
然后他说了一句我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的话。
“我是睡了她，可我没强迫她。她自己愿意的。”
人群炸了锅。
那女人的男人冲上来就要打人，被几个人拦住了。他红着眼睛骂：“放你妈的屁！我老婆能看上你？你家穷得屁股都让风吹着了，她看上你啥？”
这话一出，建军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某种反应。
不是愤怒，不是委屈。
是一种被扎到痛处后迅速收敛的东西。
他嘴角那点笑意没有了。
人群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
“就是，穷得叮当响，还敢想美事。”
“多少年了都这样，狗改不了吃屎。”
“听他瞎白话。”
建军站在那儿，没人再拽着他了，他也没想跑。只是把衬衫袖子挽了挽，又放下，又挽上，手指头一直在动，不知道往哪儿放。
“回去跟你妈说一声。”老刘头最后发了话，“明天去我家，我跟你细唠这件事。”
建军转身往回走。走了几步又回头，看了老刘头一眼。
“老叔，你不用跟我妈说。”
老刘头一愣。
“我自己说。”
然后建军迈开步子进了屋，进了屋又出来了，手里拎着一件的确良外套，往村道那头走了。
那天晚上我在奶奶家吃饭，桌上大人们都在说建军的事。
我妈说：“这孩子从小就混，越大越不像样了。”
我爸说：“他爹走得早，没人管教。”
我二婶压低声音：“听说这回是孙老三媳妇儿。你们猜怎么发现的？孙老三提前从工地回来了，撞了个正着。孙老三进门的时候，建军裤子都没穿利索，从后窗户跳出去的。”
“那咋被堵回来的？”我爸问。
“田里有人看见了。”二婶放下筷子，“王老四在田里浇水，正好看见建军从窗户跳出来，跑过来就把他按住了。”
我二叔啧了一声：“这个王老四，跟他家有仇吧。”
“有。”二婶说，“前些年建军的牛踩了王老四的秧苗，两家打过一架。”
我妈叹了口气：“他这名声算是彻底坏了。”
“坏了也好。”二叔喝了口酒，“让他收收心，找个正经媳妇。”
“就他家那条件？”二婶看了二叔一眼，“他爹瘫痪那些年把家底都掏空了，现在住的还是快塌的三间土坯房，他那病娘一年到头药不离口。谁家姑娘愿意嫁过去？”
大人们说起这些的时候，语气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。
厌恶是肯定的。建军干的那些事，搁谁嘴里都说不出好来。
但似乎又不止厌恶。
说不上来是什么，或许是无奈，或许还有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别的。
我吃完饭跑出去玩，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，经过建军家门口时停下了。
他家在村子最边上，门口是条土路，坑坑洼洼的，蹲着一只瘦得快脱了相的老黄狗。院子里的墙是用玉米秸夹起来的，隔年的枯黄，风一吹哗啦啦响。正屋的窗户纸破了好几处，没人补，风灌进去，呜呜咽咽地响。
我正看着，屋里灯亮了。
是那种黄澄澄的灯泡，二十瓦的，暗得不行。灯光把屋里的影子晃在墙上，我看清是两个影子。
一个坐着的，很高，是建军。
一个矮的，佝偻着，是他妈。
屋里有声音传出来，听不太清，断断续续的。
我悄悄靠近了一点。
“你不用说了。”是他妈的声音，声音平静得不像话，“你自己选的路，你自己走。”
“妈——”
“我跟你爹过了三十多年，他病成那样了还在炕上爬着给你做板凳，说怕你以后没个正经饭碗。他在炕上爬着，手指头都磨破了。”
建军的影子动了一下，把头低下去。
“他哪能想到，你成了这样的人。”
“妈，我的事你不懂——”
声音忽然断了。
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建军的声音又响起来，很轻很轻的，我差点没听见。
“我把名声坏了，反正也没人信我。”
“所以你就破罐破摔？”
又是一阵沉默。
“不是我想这样。”建军的声音变了，不再像下午在人群里时那种嬉皮笑脸。这声音干巴巴的，粗糙得像刚从磨盘里碾出来的。
“我就是想有个女人，咋就这么难？”
他妈没回答。
“她们肯跟我睡，可没人肯嫁我。睡完了，她们回去跟自家男人过日子，我还是一个人。”
“那你别睡。”
建军苦笑了一声。
那声笑在寂静的夜里传出来，清晰得像一记耳光。
“妈，你说得轻巧。一个人过惯了，是不是人？”他的声音忽然激动起来，“我快三十了，连女人的好脸都没得过几次。她们嫌我穷。可我想过好日子，谁给我机会？”
窗户纸上，他妈的头影转向了一边，没有接话。
屋外的我心揪得难受，赶紧轻手轻脚地离开了。
第二天建军去老刘头家把我拉出来。
“小宇，跟我去城里不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去城里干啥？”
“今天镇上赶集。”他脸上又挂上了那种轻快的表情，仿佛昨天啥也没发生，“带你去耍耍。”
我看向我妈，她犹豫了一下。建军的姑妈是我奶奶，说起来算亲戚。当着这么多人她不好阻拦，于是点了点头，但给我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别跟他学坏。
建军骑着一辆破自行车，我坐后座。车子嘎吱嘎吱响，每蹬一下都发出惨叫声。链盒有一半都烂掉了，露出锈迹斑斑的链条。
“你这车该上油了。”我说。
“没钱买油。”建军一边蹬一边说，“给你哥找个漂亮嫂子，就买得起了。”
“你还想找嫂子？”我脱口而出。
建军笑了起来，风把他的笑声拉得断断续续的。
“你小子也瞧不起我。”
“没有。”我违心地说。
“她们就是嫌我穷。”建军的声音很平静，“不是嫌我这个人。”
我没接话。
路两边是玉米地，长得比人还高，风从地里穿过，哗哗的，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钻来钻去。
“小宇，你觉得你哥我是个坏人吗？”
这问题把我问住了。十四岁的判断是非都是简单粗暴的——干坏事的自然是坏人。可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，看着他那件洗得袖口发毛的蓝衬衫，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“不知道。”我老实说。
建军又笑了，一边蹬车一边摇头。
“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坏人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是憋得慌。”
这话我不太懂，但也隐约懂了点。十四岁的我还没经历过那种憋，但见过村里其他年轻人，冬天农闲时在村口蹲着，一蹲一整天，什么都不做，就看着路过的女人。那种眼神我说不上来是什么，跟饿慌了的人看别人手里的馒头差不多。
到了镇上，赶集的人挤挤挨挨的。建军把车锁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上，领着我在人群里挤来挤去。
他先去了卖衣服的摊位，在女装面前站了很久。摊主是个胖女人，戒备地看着他。建军拿起一件碎花衬衫，摸了摸布料，又放下了。
“十块。”胖女人说。
“太贵了。”建军说着，但眼睛还在看那件衬衫。
“给谁买啊？”胖女人问。
建军笑了笑，没回答，拉着我走了。
后来他又在卖雪花膏的摊位前停了下来，拿起一瓶闻了闻。摊主是个年轻姑娘，长得白白净净的。建军跟她聊了起来，聊了十几分钟，逗得那姑娘笑得花枝乱颤。最后他花两块钱买了一小盒，还非要那姑娘多送他一根发夹。
“你脸皮真厚。”出来的时候我说。
“脸皮厚不受穷。”建军很是得意。
他把雪花膏揣进兜里，又带我去看了场民间杂耍，给我买了根冰糖葫芦，自己什么都没吃。
“走吧。”他看了眼太阳，“该回去了。”
刚推上自行车，建军忽然停住了。
我看见他的脸变了颜色，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——老刘头的小女儿秀梅正从供销社出来，手里提着个塑料袋。
秀梅是个好看的姑娘，二十出头，扎着两条辫子。她穿着碎花的确良衬衫，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的。她一眼就看到了建军，脸立刻沉了下来。
“建军哥。”她叫了一声，但声音很硬，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
建军的脸上却浮起了笑容，他推着自行车迎上去。
“秀梅进城了？买啥好东西？”
“没买啥。”秀梅往后退了一步，目光落在他破旧的自行车上，“昨天的事我听说了。”
建军的笑容僵了一下。
“秀梅——”
“你以后离我家远点。”秀梅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过来，“我爸为你操了多少心？你看看你干的事。”
建军站着没动。
“我跟秀兰说了，她就住我家隔壁，你以后别来找她。还有翠花嫂子，还有王家的大闺女，全村的媳妇姑娘我都让她们绕着你走。”
街上有人围过来看热闹了。
建军推着自行车的手握紧了车把，指节发白。
“秀梅，你听我说——”
“我不听。”秀梅的声音高了起来，“你把咱村的脸都丢尽了！”
她说完转身就走，走的时候辫子甩在身后，甩得很有力。
建军站在原地。周围有人指指点点，他的嘴唇动了动，但没发出声音。
我站在一旁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空气变得很稠，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许久，建军忽然笑了一下，推着自行车往前走。
“走吧小宇。”
我跟着他走，一路无话。
回去的土路上铺满了碎石子，自行车弹得我屁股疼。建军骑得很慢，路边玉米地里忽然窜出一条野狗，冲着我们叫了两声。
建军停下车，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砸了过去，正中狗腿。狗嗷呜一声夹着尾巴跑了。
“这些畜生。”他骂了一句，也不知道是在骂狗还是骂别的。
快到村口的时候，他忽然开口了：“小宇，你念书好，以后能考大学吧？”
“差不多吧。”我说。
“考上大学，当城里人。”建军的声音变得很轻，“别回来了。”
“为啥？”
他没回答这个问题。
“城里姑娘好。”隔了一会儿他又说，“不嫌贫爱富。你要是会说话，会办事，人家就喜欢你。”
我不知道怎么接这话。十四岁的我对姑娘还没什么概念，只是隐约觉得建军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东西，像冬天里结冰的河面底下发出的响声。
那天晚上我又听到了大人们说起建军。
这回是在院子里，他们以为我睡着了。
“建军的对象不好找，最主要的是他名声坏了。”我二叔点上烟，“他年轻时候不懂事，见着女人就跟人家眉来眼去的，村里面谁不知道？”
“小时候看他挺老实的。”我爸说。
“老实啥。”二婶放低声音，“他十八岁那年就把李大头家闺女给睡了。李大头气得要剁了他，后来赔了一头猪才算完。”
我竖起了耳朵。
“那头猪还是他姑妈出的钱。”二叔说，“就你大姐。”
他指的是我奶奶。
二婶又道：“后来消停了两年，出去打了两年工，回来更离谱。这个媳妇那个寡妇的，他全掺和。村里那些恨得牙痒痒的男人想堵他被窝，又怕丢人。”
“怎么？”我爸问。
“都是自家娘们儿不要脸，这种事捅出来，最没法做人的是男人。”二叔弹了弹烟灰，“所以那些男的即便知道了，也都憋着。憋急了，就拿建军家的东西出气。前年他家的鸡让人毒死了，去年井被人填了土，这都心里有数的。”
“难怪他老往外面跑。”我妈接了一句。
“可不是。十里八乡的，他到处去，也不知道图个啥。”
“图女人呗。”二婶语气鄙夷。
“你这话说的。”二叔笑起来，“也不全对。有些人啊，就是喜欢那种刺激。正经对象不找，专往有夫之妇身上凑。”
“行了，别说了。”奶奶从屋里出来，“建军命苦，遇人不淑。”
“他这是自作自受。”二婶轻哼一声。
月光洒在院子里，把石榴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躺在竹床上假装睡觉，脑子里反复回想着白天在镇上看到秀梅的场景。秀梅说的那句话一直在耳边转：“你把咱村的脸都丢尽了。”
她好像很生气，但她到底在气什么？是气建军睡了别人家的女人，还是气建军变成了这样？我说不清楚。
很快我就开学了，坐着班车回了城里。
再次听到建军的消息，已经是冬天。
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提了一嘴，说建军又出事了。
“这回是跟隔壁村张老三的媳妇。张老三出去打工，年前回来，发现老婆怀孕三个月了。一算日子不对，逼问他老婆，她招了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张老三带着一帮人来砸建军的家。他妈吓犯了病，抬进了医院。”
我握着话筒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你姑奶奶住院了，你奶奶去看了看，回来直掉眼泪。说是建军家连住院费都掏不起，到处借，没人肯借给建军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秀梅她爸出了三百，算是先垫着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老刘头，那个对建军恨铁不成钢的村长，他出了钱？
“老刘头说，人犯了错是人的事，妈病着不能不管。”
又过了一阵子我才听说，建军陪床的时候，老刘头去了一次。
没人知道他们在病房里说了什么。只是有人看见老刘头出来的时候，眼眶是红的。他在走廊里站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，说了一句“命啊”。
建军妈出院后身体就不行了。本来就有肺气肿的老毛病，这回受了刺激，心肺功能都严重下降。到过年的时候，她已经只能躺在床上下不来了。
那年年底我回家，听二婶说建军变了。
“咋变了？”我问。
“不找女人了。”二婶说，“天天伺候他妈。喂药、擦身子、端屎端尿，全是他的活。”
我跟着我妈去看了建军妈一次。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建军家的屋里，以前只是在外面瞥过一眼。屋里比外面看起来还寒碜，墙是土坯的，地面也是土的，连块砖都没铺。窗户上糊着报纸，糊了好几层，把光线全挡了。屋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和药味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建军妈躺在里屋炕上，盖着一床打了补丁的薄被。屋里冷得能看见呼出来的白气。建军在院子里劈柴，看到我进来了，点了点头。
“小宇长高了。”
他真的变了。以前嬉皮笑脸的样子不见了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眼眶深陷，颧骨高耸。他穿着一件破棉袄，袖口露出了灰乎乎的棉花。
“哥你瘦了。”我说。
“没事。”他笑了笑，但笑得很勉强。
他妈咳嗽起来，建军立刻放下斧头跑进里屋，熟练地把他妈侧过身来，轻拍后背。那口痰吐在纸里，他接过来扔了，又拿起旁边的药罐子看了一眼，转身出去了。
一会儿他端着一碗刚熬好的药进来，小心地喂他妈喝下。
整个过程，没有一句话，但每一个动作都透着熟练和细致。
他妈喝了药，缓过气来，看着建军，忽然流下眼泪。
“妈对不住你。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。
建军手上的动作停了。
“是妈拖累了你。”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流进耳朵里。“你要是不待在村里伺候妈，去外面好好干，兴许早就成了家。”
“妈你说啥。”建军抹了把脸，把药碗放下。“我在哪都一样。”
“妈知道，你这孩子心里苦。”
“妈——”
“妈都知道。”她的手在炕上摸，摸到了建军的手，握住，“你是好孩子，妈知道。别人怎么说，让他们说去。你爹当年跟你一样，人人骂他二流子，可他对我好了一辈子，直到最后，还惦着我冷，给我编了个草褥子。”
建军低着头，不说话。我看到他的肩膀轻轻抖了一下。
“等妈死了——”
“妈！”
“等妈死了，你就走。别在老家待了。”她咳嗽了一声，“这地方不欠你的。”
出了屋，我和建军站在院子里。
那几间土坯房在冬天的风里显得更破了，墙上裂着好几道大缝，建军糊了泥巴，可还是漏风。院子角落里堆着劈好的柴火，用一小块塑料布盖着。屋外的老旧自行车靠在墙根，车胎瘪了一只。
“秀梅她爸那三百块钱，我还差他一百五。”建军说，像是在跟我说话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“他催你了？”
“没有。”建军摇头，“他不催我。可我得还。”
我从兜里掏出了过年攒的五十块钱压岁钱，塞给他。
“小宇你干啥？”
“拿着吧，算我借你的。”
建军看着那五十块钱，看了很久，最后收下了。
“以后还你。”他说。
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没等到他“以后”，他就又出事了。
也是在那个冬天，腊月二十三，过小年那天。
王老四家的牛跑丢了，他顺着蹄印找，找到村东头一处废弃的机井房时，看到了建军的自行车歪倒在雪地里。
他走过去，听见机井房里有女人的哭声。
王老四喊了一嗓子，一个女人从里面跑了出来，披头散发，是村里刘德发的媳妇刘嫂子。她的脸哭得又红又肿，棉袄扣子扣错了位，跑的时候脚上的鞋都掉了，光着一只脚踩进雪里，可她好像根本感觉不到冷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
王老四往机井房里看了一眼，看见建军坐在草堆上抽烟。屋里没灯，只有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。
“建军，你是不是人？”王老四破口大骂，“人家两口子打架，你趁人之危？”
建军没说话，只是抽烟。
后来的事，我是在电话里听我妈说的。
“王老四把刘德发叫回来，刘德发拎着宰牛刀就去找建军了。”我妈说，“你建军哥还在那抽烟，刀都搁脖子上了，他连躲都没躲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秀梅她爸赶到了，把刀夺下来了。”
电话那头，我妈叹了口气。
“老刘头当场扇了建军两巴掌。建军也没躲，就那么站着挨打。老刘头打完了问他，你到底图个啥？建军说——”
我把听筒贴近耳朵。
“他说，刘嫂跟我说她男人打她，我就去陪她坐会儿。别的啥也没干。”
“那他怎么还不跑？”
“他说，我也想跑。可刘嫂哭得厉害，我一跑，她又是一个人哭了。”
握着听筒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我妈沉默了一会儿，又开口：“其实刘德发打老婆全村都知道，大冬天把她踹到雪地里。没人管，大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
“那建军哥——”
“你建军哥，大概是真的傻。”
这个年过得特别冷。
我奶奶家杀了年猪，照例要给亲戚分几斤肉。往年给建军家送肉都是我爸去，可那年我爸说让别人去，我不想去。我妈白了他一眼。
“大过年的，你至于吗？”
“我不是看不起他。”我爸抽着烟，“我是看不惯他那个样子。一个大男人，整天就围着女人转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你说那些女人，有什么好？”
“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”我妈哼了一声，“你要是有老婆，天天炕头热乎乎的，就不知道光棍儿的苦。”
“怎么扯我身上了。”我爸不乐意了。
“就事论事。”我妈声音高起来，“你要是也快三十了，连个暖被窝的人都没有，你说不定比建军还浑。”
“呸。”我爸把烟掐了，“我跟他能一样？”
“是不一样。”我妈叹了口气，“他比你可怜。”
最后肉还是没送成，因为建军自己来了。
他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新棉袄，袖子短了一截，露出一大段手腕，冻得通红。棉袄是黑色的，但一看就是旧的，袖口和领子都有磨损的痕迹，估计是从旧货摊上或者亲戚那里捡来的。他进门的时候脸上带着笑，但人瘦得更厉害了，颧骨高得能挂住风。
“小宇回来了？给你带了点东西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袋，里面是几块芝麻糖，估计是在镇上买的。
“你妈呢？”奶奶问。
“在家，下不了炕。”建军说，“我来给姑妈拜个年。”
他在堂屋给奶奶磕了个头，抬起头来的时候额头上沾着地炉的灰。他一边拍灰，一边扭头看了一圈。
“今年过年挺热闹的。”
没有人接话。
“那个……”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，“姑妈，这是还您的。”
纸包里是一百块钱，皱巴巴的，整整一百。
奶奶的脸色变了。
“谁要你还？”
“那年您出钱给我平事，我一直记着。”建军说，“按理说该给利息的，可我实在拿不出更多了。”
奶奶接过钱，忽然就哭了。
“建军，你这些年，都过得什么日子。”
建军笑了笑。
“挺好的日子啊。”他的声音听着很轻松，“有吃有喝，还有个妈在。”
他在这儿坐了不到半小时就走了，说要回去给他妈煎药。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“小宇，好好念书。”
这句话他说过很多次。每次说的时候都好像在同一种语境里，但我能感觉到每一次都不一样——最开始是羡慕，后来是无奈，再后来是叮嘱，而这一次，我终于隐约捕捉到了那种情感。
他在告别。
跟他自己没能过上的那种生活告别。
那年春天，建军的妈过世了。
丧事办得很简陋，几块木板钉的棺材，连漆都没刷，就是原木的。抬棺材那天来了不少人，大多是他本家的亲戚，还有看热闹的村民。老刘头主持的葬礼，他在坟前念了几句悼词，念到一半念不下去了，把纸塞给我二叔，自己走到一边去抽烟。
建军披麻戴孝跪在坟前，一声没吭。
王老四也去了，远远站在人群外面。有人问他怎么来了，他说“都是一个村的，送一程”。但他眼神躲闪，也不跟建军说话，就在那看着，等坟头的土堆起来了，他才转身离开，走得很快，像是不敢多看。
秀梅也来了。她站在人群里，看着跪在地上的建军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她想走过去说点什么，但被她妈拉住了。
送葬的人群慢慢散了，到最后只剩下建军一个人跪在坟前。
天色暗下来，远处的山变黑了。建军还跪在那，一动不动。他的影子被最后一点天光拉得很长很长，投在新堆起的黄土上，像一截枯死的树桩。
我奶奶让我去叫他回来吃饭。
我走到他身边，刚想开口，听到他在说话。
“妈，您走好。”
声音不大，但稳。比他之前说过的任何话都稳。
“找爹去吧。告诉他，儿子没出息，让他失望了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对着那块木头墓碑磕了个头，“但儿子没当坏人。儿子就是穷，就是想有人疼。”
风从田野上吹过来，把他坟前烧的纸钱灰卷起来，扬在空中。
我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那天晚上建军是最后一个离开坟地的。他在坟前坐到后半夜，后来守夜的老人看见他爬起来，拍拍膝盖上的土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离开了老家。
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有人说他南下打工了，也有人说看见他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个让人恨得牙痒痒、又说不清为什么恨不彻底的建军，就这么从村里消失了。
走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带，就背了一个编织袋，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。那把破自行车他没骑，留在了院子里，车座上有层薄霜，像从未被人坐过。后来那车被收破烂的捡走了，卖了两块钱，换了一瓶酒。
老刘头去他家看过一次。
土坯房里搬空了，灶台上落了灰，炕上的铺盖卷了起来。墙上还贴着一张泛黄的挂历，挂了三年，画面上是个穿红棉袄的姑娘，冲拍照的人笑。
老刘头站在门口，站了很久。
后来他回家，跟老伴说了一句：“建军这孩子，其实心不坏。”
老伴没接话。
“就是命不好。”
他说完就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去猪圈里喂猪去了。
三年后，我考上了大学。
不是多好的大学，省城的师范学院。但对村里孩子来说，能进省城念书，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。
八月末，我爸送我去省城报到。挤了一天的火车，又挤了一天的公交，才找到学校。校门口挂着大红色的横幅，写着“热烈欢迎新同学”，学姐学长们穿着志愿者的红马甲，在迎新点忙来忙去，脖子上挂着印了校徽的工作牌一晃一晃的。校园里的法国梧桐叶子还绿着，铺了一地的树荫。
办完手续，我爸把我送到宿舍就回去了。临走的时候塞给我二百块钱，说省着点花。
我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，有点茫茫然。宿舍四个人，其他三个都是省城本地的，他们说着我听不太懂的省城话，讨论着我没听过的歌星和电影明星。我坐在床沿上，把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出来，搪瓷缸、毛巾、塑料拖鞋，摆得很慢，像是在给自己找时间适应。
那几天我总觉得自己跟这里格格不入。食堂的菜太贵，最便宜的素菜都要一块五，米饭还要另算。我想起村里一块钱能买五个大馒头。热水房的热水也限量，去晚了就只有凉水。校园里的女生穿着裙子露着小腿，烫着卷发，在阳光下很晃眼。
第三天晚上，我正在宿舍收拾东西，宿管阿姨上来喊我，说楼下有人找。
我下楼，看见一个人站在宿舍楼前的路灯底下。
瘦高个，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工装外套，袖口卷到胳膊肘，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臂。头发剪得很短，嘴边叼着一根烟，眯着眼睛看着宿舍楼的窗户。
我愣了好几秒才认出来。
“建军哥？”
他转过头，看见我，笑了。
那种笑容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的建军笑起来总带着点油滑，看着不太正经。但现在这笑不一样，很沉稳，很踏实，像一个真正的大人。
“小宇长大了。”他上下打量着我，伸出手来想拍拍我的肩膀，又缩回去了，大概是看见自己手上全是油污和老茧，“出息了，考进省城了。”
“哥你——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“我在省城干活，听家里说你考上了，就来瞅瞅你。”
他在旁边一个水泥台阶上坐下了，掏出烟来递给我。我摇头，他也没勉强，自己又点上一根。
“干得什么活？”
“工地，就在你们学校隔壁那条街上，盖楼。”他指了指黑暗中的某个方向，“从你宿舍楼窗户往外看，应该能看见。”
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看到了一个塔吊的黑影，顶上亮着一盏红灯，一明一灭的。
“我在这儿干了一年多了。”建军说，“没想到你考到这个学校了。”
“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学校的？”
“老家有人打电话说的。”他弹了弹烟灰，“你现在是咱们老刘家唯一的大学生。”
他的语气里有种骄傲，好像考上大学的那个人是他自己。
后来的日子里，建军经常来找我。
一般是在傍晚收工之后，他会到学校门口等我，带我出去吃饭。我们去的都是些路边摊、小面馆，几个菜一碗面，建军每次都抢着付钱。他身上总是有股水泥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，头发里常常藏着灰。有时候他手上还缠着创可贴，手指关节粗大，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干净的黑色污垢。
但他很精神。比在村里的时候精神多了。
“工地上一个月能挣多少？”我问。
“千把块钱。”建军说，“吃住都包，花不了几个钱。攒下钱来，将来——”
他顿了一下。
“将来干什么？”
他笑了笑，没回答，低头扒拉了两口面。
有一次我们去学校门口的小吃街吃烤串，旁边坐着一桌大学生，男男女女七八个人，喝啤酒划拳，热闹得很。
建军看着他们，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。
不是羡慕，也不是嫉妒。
是一种非常平静的遥远。就像隔着一条大河看对岸的风景，知道那边很美，但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这辈子都到不了对岸。
“小宇。”他忽然开口。
“嗯？”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好好念书吗？”
我看着他。
“因为念书能让人换个活法。”他把啤酒倒进杯子里，泡沫溢出来，他拿嘴去接，“在老家，有些事是改不了的。你再怎么折腾，你就是那个刘建军，就是那个穷光蛋，就是那个名声坏了的二流子。”
他喝了一口啤酒，吞下去，像是吞了一口苦药。
“可念了书，走出去，就不一样了。”他看着那桌大学生，“出去了，没人知道你是谁，没人知道你干过啥。你有本事，人家就认你。”
“哥——”
“你看那些大学生。”他朝那桌努了努嘴，“他们可以大声说笑，可以追喜欢的姑娘，没人会说他们不要脸，没人会在背后指着脊梁骨骂。因为他们是大学生，他们体面。”
路灯的黄光照在他身上，把脸上那些细小的疤痕都照得清清楚楚。他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纹，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老了至少十岁。
“小宇，你赶上了好时候。我在你这个年纪，啥都不懂，就知道看女人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，“等懂了，已经晚了。”
“其实不晚。”我说，“哥你才三十二。”
建军摇了摇头。
“三十二了，没文化，没钱，没手艺。就剩下这把力气，用完了就完了。”
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很心酸。
这个人年轻时候被人骂好色、二流子、不是东西。可现在坐在我对面，我发现其实他从来就不是坏人。他只是太想要人疼，太想有个人在乎他，可他用错了方式。或者说，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用。
“哥，想找个嫂子吗？”我开玩笑道。
建军也笑了，但笑得很淡。
“不想了。”他说，“我现在这样挺好的。”
“真不想？”
他没回答，只是又看了一眼那桌大学生。一个男生正在给女生递纸巾，女生的嘴角沾了烤串的酱，男生轻轻帮她擦掉，动作自然得像做了无数遍。建军没有说话，又喝了口酒。
“年轻时喜欢过的那些女人，都是别人的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低到差点被隔壁那桌的劝酒声盖过去，“后来我想明白了，这事不能强求。你得先让自己站直了，别人才会正眼看你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又加了一句。
“可我知道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”
我看着他的侧脸，路灯的光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界的线条。他没在看我，也没在看任何东西。他只是盯着自己面前的啤酒杯，好像里面装着什么过期的答案。
那年秋天，建军带我去了他的工地。
穿过一道铁皮围挡，里面是另一副天地——人声、搅拌机声、钢管撞击声响作一片。秋天的太阳毒辣，晒得他光着的膀子上汗珠直滚。推水泥的、绑钢筋的、操作塔吊的，各司其职，在尘土和噪音里忙碌。建军指着最高的那栋楼说：“那个是我盖的。十八层，从地基开始就是我干的。”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从没在他身上见过的骄傲。
那一刻我看到的建军，跟在村里时完全不同。他的背挺得很直，他的眼睛里有光了。
那之后有一阵子，建军没来找我。
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。我以为他忙，也没太在意。毕竟刚上大学，新鲜事太多，每天上课、参加社团、认识新同学，日子过得飞快。
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我从图书馆回宿舍，在门口又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这次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，头发也理过了，看着精神了不少。
“哥你发财了？”我开玩笑。
建军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挠了挠后脑勺。
“那个，小宇……”他说话忽然变得吞吞吐吐，“想请你帮个忙。”
“啥忙？”
“帮我写封信。”
“啥信？”
建军脸上浮起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，像是紧张，又像是害羞，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“给一个姑娘的。”他说。
我愣住了。
“你——你有对象了？”
“不是对象。”建军连忙否认，“就是……认识了一个人，想说几句话。”
“面对面说不行吗？现在谁还写信。”
“我嘴笨。”他的耳朵都红了，在路灯底下看得特别清楚，“说不来。”
我忽然起了兴趣。
“什么样的姑娘？”
建军左右看了看，像是怕被人听见，然后凑过来压低声音说：
“工地食堂卖票的。叫尹秀兰。”
他掏出烟来，但没点，在手里转着，转了两圈又收回去。
“她跟别的姑娘不一样。”他说，“对她眼里没嫌弃我。”
就这一句话，我忽然明白了这个姑娘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“那你直接去找她啊。”
“找了。”建军叹气，“可我一见她，就不知道说啥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张嘴全是笨话。”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。
“我试着写了几句，你看看。”
我接过来，借着路灯看了看，差点笑出声来。
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：
“尹秀兰你好。我叫刘建军，今年三十二，在工地上干活。我不是坏人，就是名声不太好，但那是以前的事了。我现在不那样了。你要是愿意，咱俩处对象，我挣的钱都给你。”
“这不行吗？”建军看我憋着笑，有点急了，“我说的都是实话。”
“行是行。”我努力让自己别笑，“但是——”
“但是啥？”
“太直接了。”
“直接不好吗？”
“不好。你得含蓄点、文艺点。”
“含蓄？文艺？”建军完全听不懂这两个词。
我忽然很想帮他。
这个在女人面前总是用错方式的男人，他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该怎么追一个正经姑娘。他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那些偷摸的、见不得光的关系。当真正遇到一个他想堂堂正正追求的人时，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“走，回去我帮你写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在宿舍昏暗的台灯下，替建军的生命里写第一封情书。
室友们都睡了，打着轻微的鼾声。我趴在桌上，握着圆珠笔，一遍一遍地改。建军坐在我旁边的凳子上，大气不敢出，偶尔探头看一眼，又缩回去。
“别写得太那个。”他说。
“哪个？”
“太有文化。秀兰也才初中，写深了她看不懂。”
我停下笔，想了想，把那句“你的眼眸如秋水般澄澈”划掉了，改成“你的眼睛很好看”。建军在后面偷看到了，松了口气：“这个好，这个她能懂。”
写完第一稿，我念给他听。
“尹秀兰同志你好，我叫刘建军，在工地上干活。第一次见到你是在食堂窗口，你笑着问我吃啥，声音很好听。那天我多吃了一碗饭……”
“真的多吃了一碗。”建军认真地说，“这个可以写。”
“我想了很久，还是鼓起勇气写这封信。我知道自己条件不好，没文化，也没啥本事。但我有力气，也能吃苦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做起——”
“朋友？”建军打断我，“我想直接处对象。”
“哥。”我放下笔看着他，“正经姑娘跟那些不一样，你得慢慢来。先从朋友做起，让她了解你，觉得你这个人靠得住。”
他想了一会儿，大概是觉得有道理，又缩回去。
“行吧，你继续。”
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做起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你人很好，想跟你多说说话。你要是觉得不方便，就当我没说。”
我顿了顿，又加上一句。
“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”
屋里安静了一会儿。
建军忽然开口了，声音里带着点沙。
“最后那句，特别对。”
我扭头看他。他坐在昏暗的灯光里，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很虔诚，像一个在神像面前祈祷的人。
“以前的建军不会说不会让你为难这种话。”他说，“以前的我，自私，只想着自己。”
“哥——”
“写吧。”他打断我，“就照这个写。”
写完信，建军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好，装进信封。他写收件人名字的时候，手都在抖，“尹秀兰”三个字写得特别慢，一笔一划的，跟他给我看过的那张纸条上的字完全不一样，像是换了一个人。
装好信封，他捧在手里看了很久。
“信封上有点脏。”他说。
“哪有？”
“这里。”他指给我看，其实不凑近根本看不出来，他拇指在信封角上蹭了蹭，又拿袖子擦了擦。然后他站起来，把那封信看了又看，最后把它塞进衬衫口袋里，用手按了按，像是怕它飞走了。
临走的时候，他在宿舍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“小宇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说她会信吗？”
“信什么？”
“信我跟以前不一样了。”他看着我，眼神像个等待成绩的小孩，“你们信吗？村里那些人信吗？我改了。”
他用了“。我改了。”不是“？”。
不是在问我，只是在确认。
月光从楼道窗户照进来，把他眼睛里的一点细微的光映成了很淡的银色。我想起村里那些唾沫横飞的议论和指点，那些铁盒里的欠条和搪瓷缸上磕掉的搪瓷，想起他跪在母亲坟前的那个黄昏，想起机井房里他说的那句“我一跑，她又是一个人了”。
“信。”我说，“能改。”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话，转身走了。
楼道里响起他的脚步声，渐行渐远。那声音在寂静的宿舍楼里回荡着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是在敲一扇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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